北京手足癣的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qwzj/210410/8833740.html寻访上海四明邨的民国遗韵文/桑宜川年4月，我从温哥华到上海问学，短暂逗留期间，有机会在学友林志明先生的陪同下，前去寻访民国名人的故居群落，那是一处旧时的石库门弄堂，称作“四明邨”，坐落在延安中路，据说名气不小，不仅因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中国诗人徐志摩均在这里住过，流连忘返，更有不少文人鸿儒，电影明星曾在这里栖身。大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在当下物欲喧嚣的世界里，那些民国的人文气氛与场景是否还在？我带着好奇心，来到了这条沪上的弄堂走马观花。上海的弄堂，是老上海留下的近代人文缩影，如同北京胡同，成都巷子，作为典型的地域建筑群落，在历史长河中分别承载了不同的故事。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四明邨犹如台风眼，虽地处闹市，却偏安一隅，以她特有的租界宁静环境，曾吸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作家周建人，画家吴待秋、来楚生，书法篆刻家王福庵、朱积臣，电影演员胡蝶、阮玲玉、严俊，书画家陆小曼、吴青霞等名人来此入住，至今最为人们乐道的是，阮玲玉和胡蝶曾寄居在这人生驿站，徐志摩与陆小曼缠绵悱恻，跌宕起伏的情爱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上世纪租界时代，四明邨曾是上海有名的“上只角”，最初由四明银行开发，故而得名。民国23年9月出版的《中国之储蓄银行史》记载，“年成立于上海的四明银行是我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由旅沪宁波人集资创办，而四明村之所以在当时众多的石库门弄堂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是上海新式石库门里弄的典型代表之一。”由此可见，作为一条弄堂，四明邨的历史沿革尽现。清末民初年间，四明银行也是最早印刷并发行纸币的本土银行。（下图：四明银行上海旧址及纸币）没有上只角，哪有四明邨？老上海人语言中的“上只角”和“下只角”应是他们独创的词汇。当地人有这样的用语习惯，把河岸内凹的地方叫做“湾”，而外凸的地方，就叫做“嘴”。例如今天的江湾、古北湾、南汇嘴、陆家嘴，即由此得名。如果“嘴”的地域较小，形状更尖，那里就会被叫做“角”。有时语意也很混沌，南汇嘴亦称南汇角，不过早已约定俗成，不会找不到北。笔者多年研习语言学，故对于方言颇感兴趣，留意到在上海话中“角”念“goo”（弱声）。以前，苏州河两岸就有如苏家角、吴家角、叉袋角之类的地名，如今大多已成为了“历史地名”。不过，上海人会以“角”表示方位与方向，如说“伊住勒徐家汇一只角”，这个“角”不是“角落”、“拐角”，而是“徐家汇那个地方。”这是上海话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不过“邨”在古汉语中则多指乡下人聚居的处所，比如旧时的私塾，亦称为“邨塾”，粗野之人谓之“邨民”。我独不解当年“上只角”的这个高尚住宅区何以用了这样一个很不上档次的词来命名？全然不同于如今的“至尊”、“贵胄”、“皇家”这些字眼。或许是“老派上海话”使然吧。还记得《阿飞正传》和《海上传奇》中的上海女人潘迪华、尤其是后者，在导演贾樟柯先生的指点下，她说的那一口“老派上海话”字正腔圆，精彩得连老上海人听了都会莫名地感慨万千。亦像台湾的正宗国语，源自民国，其浓浓的儒家文化韵味，温润有加，如与之对话，你会不由得素然起敬。看看香港的经典电影就会留意到，说老上海话的角色多半住在“上只角”，而说苏北腔上海话的，通常住在“下只角”的“棚户区”，且不少是从山东迁徙过来，靠卖拳头为生的忠勇人家，成龙的符号化表演就是最好的例子。当年，前辈学者，大学问家赵元任先生曾对这一带的语言与文化变迁有过精到的阐述，散见于他对江浙方言的著述里。其实，很多年前去香港定居的老上海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其中一部分来到了温哥华定居，至今都还保留着这口老上海话，只可惜如今在本土几近失传了。从四明邨的镂花大铁门复望进去，一片红瓦红墙的石库门房子映入眼帘，每栋楼顶两侧与阳台镂花都是四明银行的标志。与“老石库门”格局不同，这里的楼盘规模似乎更大，但每幢楼占地面积很小，偏向“空中”立体发展，在当年应是新式的石库门住宅，清一色的红砖墙，每户客堂前为天井，后为厨房；楼上前部为卧室，后部为亭子间，亭子间上面还有晒台；门框用汰石子装饰，对开大门用厚重的实木制作，乌漆染色，还系上一对敲门用的大铜环，平添了几分贵胄之气。每个楼层都配备了卫生设备，自来水、管道煤气也一应俱全，这是相当体面和前卫的，难怪当年的上海文化名人喜欢扎堆于此，相信不会产生屈就之感。说起四明邨的过去，小区里的一位老伯告知笔者：“这里曾是租界里的上只角核心区。当年弄堂门口还有称作“红头阿三”的印度门卫看守，闲杂人等、谢绝入内。那时的四明邨治安很好，一排排路灯天天晚上通彻透亮。最早的住户多为四明银行的高级职员，独门独户。当年只要说起“四明邨”，拉黄包车的人没有不认识的。”由此可见，四明邨确是很有范儿的地方。我顿时感到，没有来“四明邨”走一趟，不算到过上海滩。漫步在弄堂里，总有一股浓浓的民国氛围扑面而来。看得出，外墙是刚粉刷过的，呈现出一种鲜艳的桔红色，只有从墙缝里才能看出原来的红砖早已斑驳。有些窗户带着木制的窗棂和木制的百叶窗，五花八门的信箱突兀地挂在墙上，是典型的民国家居什物。如今，人们或许已不再刻意回忆当年的历史场景。弄堂吸引我的到来，不是因为过街楼上“四明邨”的匾额，而是这里曾经居住过的文人雅士，章太炎革命落寞之后的埋头国学，周建人一家的驿站岁月，泰戈尔的雁过留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罗曼蒂克，阮玲玉何以在人言可畏之后要早早的香消玉殒？那些故事都曾埋藏在这红砖的堆砌，楼层的叠架之中，让我顿时觉得心无旁骛，只要按图索骥，定有发现。四明邨——泰戈尔三度流连忘返之地史料记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一生三次访问中国，就居住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巢里。如今，在四明邨的住宅墙壁上，游人尚可读到他的诗句：“世界用图画与我对话，我的灵魂答之以音乐。”和“树就像大地的渴望，它们都踮起脚尖向天窥望。”在当代中国的都市生活中，能看到来自异域的文学大师诗文公开展示，可说是绝无仅有，我不由得感慨万千，四明邨就是有文化。（下图：右一起，徐志摩、泰戈尔、林徽因合影）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后曾先住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花园别墅11号，一幢三层的洋房。后来才搬到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邨”的号。陆小曼在这里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元左右。最可惜的是，九十年代，上海修建延安路高架的时候，“四明邨”第一排和第二排的房子被拆除，“爱巢”也不复存在。只有徐志摩的诗句仍镌刻在这里的外墙上：“阔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我只要一分钟，我只要一点光。”如今留下的只有昔日的旧影，展现了一楼正中是穿堂，边厢房是陆父的卧室，陆母占了二楼的亭子间，而新房就设在二楼厢房的前间，垂着深红色的厚重窗帘。厢房后小间是陆小曼的吸烟室，二楼的客堂间用来会客，备着烟榻，供客人使用，会客室中间的一张八仙桌是晚餐桌，因为陆小曼很少用午餐，她是把白天当黑夜、黑夜当白天的人。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斋，厚厚的地毯、精致的椅垫、墙上订着些斑斓的蝴蝶标本和一幅俞珊《沙乐美》的剧照。窗外那棵法国梧桐，把书斋映得一片碧绿。沉溺在这片“佳丽金屋”，却始终不能自拔的徐志摩，时常感到生活“已变成一个长夜挣不开的恶梦”。为了接待来访的泰戈尔，陆小曼还把一间客房布置成印度风格，可泰戈尔真正满意的却是他们那间古色古香的卧房。四明邨见证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可就如同徐志摩的诗写得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里的一切随着徐志摩的去世，也成了过眼云烟。（上图：陆小曼和徐志摩故居客厅）四明邨——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爱巢那年月，陆小曼能歌善舞，清雅端庄，尤善交际，名震京沪。她于19岁时，由父母包办，嫁给王赓。其人毕业于清华，后去了美国留学。两人新婚燕尔，交流不多，并不幸福。年当徐志摩和陆小曼相识时，一个还是王太太，可丈夫天天忙碌，让她非常不满；另一个则是追求林徽因失败，情场失意。两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结识，注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将会发生。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大儒家，他作为徐志摩的老师和证婚人，对徐陆的结合很不满，在婚礼上他当着两人的面说道，“志摩、小曼皆为过来人，希望勿再作一次过来人。”不仅如此，徐志摩的父亲也不满意陆小曼，仍然把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无奈之下，徐志摩只好带着陆小曼离家出走，就寄居在这四明邨。那年月，虽然蒋公提倡“新生活运动”，但情爱与结婚毕竟是二码事，难以兼得。从小家庭富养出来的陆小曼，出手阔绰的习惯已无法改变，据说每月能花掉五千大洋，日常开支依赖徐志摩教书和写作所得，而这些收入根本不够陆小曼的日常挥霍。上海档案馆的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入住四明邨的名人雅士很多，除了如今社区门口的名人招牌上列举的姓名外，还有时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孙衡甫，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长的李国志，赵四小姐、邹韬奋、四明邨22号更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点，“晓钟剧团”和秘密电台的聚集地。然而，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陆小曼依然是最为人们乐道的，这是因为她在这里有了与徐志摩的浪漫故事。陆小曼体弱多病，在与上海演艺界的票友们交往中，她发现吸食鸦片对病情有缓解作用。可她忽视了一个问题，鸦片吸多了会上瘾。从年两人结婚，到年徐志摩失事前，陆小曼的生活越发奢侈放任。胡适曾感叹到：“她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郁达夫的评价则是：“陆小曼是一位曾震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徐志摩则以诗人的语言表述：“她一双眼睛也在说话，睛光里荡起心泉的秘密。”能得到这三位文人的高度称赞，不能不说陆小曼确是一代才女，后来在文学、戏剧，还是绘画上，都表现出了天赋。当然，世俗社会的人们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