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淋巴瘤的“威名”不小。该病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因除毛发之外全身到处可以长,对诊断造成不小的挑战,多学科会诊可以助力淋巴瘤的早诊早治,创新疗法则为淋巴瘤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4月15日-21日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新京报记者专访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杨申淼,从淋巴瘤的发病原因、早期疾病信号、早筛项目、创新疗法、长期疾病管理等多个角度,揭开淋巴瘤的面纱。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杨申淼: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一棵小树,从根一直长上来,长出很多枝杈,逐渐长成非常大的树冠,这相当于造血系统的工作状态。在骨髓里,它是干细胞,后面向一定方向分化就是大枝杈,可能向髓系细胞分化,生成髓系来源的粒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等;另外一个大枝杈长成淋巴细胞,会分化成B细胞、T细胞、NK细胞。淋巴瘤是在已经分化完之后的成熟淋巴细胞发生的肿瘤,相当于在最外层枝杈发生肿瘤化。也就是说,淋巴瘤和急性白血病恶性程度不一样,急性白血病位置靠近根上,越靠近根部生了病,对整体造血的影响越大;绝大多数淋巴瘤是树冠最外面的已经分化为成熟的特异性功能的细胞发生肿瘤化,对病人的造血影响没有急性白血病那么巨大。原因有哪些?分型有哪些?杨申淼:关于淋巴瘤的原因,大家首先可能想到环境因素,是不是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熬夜、加班、装修问题等。这样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做过很多,环境因素对于淋巴瘤发生的影响实际上比较小,更重要的可能是整体遗传学背景。淋巴瘤亚型众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类的亚型有80多种,在不同版本的诊断标准里,有时候几种类型会合并成一种,有时候一种亚型被独立出来。基于淋巴瘤的生物特点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侵袭性淋巴瘤,恶性程度较高,肿瘤生长较快,症状出现较早,如果控制不好可以造成器官功能损伤,可能会直接威胁生命。另一类是惰性淋巴瘤,发展得特别慢,很长时间也不会出现症状,很多是常规体检或因为其他原因检查身体,才发现自己得了肿瘤。最常见症状为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淋巴瘤早期信号有哪些?杨申淼:淋巴瘤和实体瘤不太一样,除毛发不长,全身都可以长淋巴瘤,最常见的症状是无痛性淋巴结肿大。反过来说,淋巴结肿大不一定是淋巴瘤。淋巴结肿大的原因有很多,除淋巴瘤,也可能是其他实体肿瘤累及,也有可能是良性病变,比如感染、细菌或者新冠、流感病毒等,可能会发生淋巴结炎,这种情况淋巴结肿大往往会伴有疼痛。而淋巴瘤的淋巴结肿大往往是无痛性的,不经治疗会持续增大。老年人得肿瘤的风险会有所增加,淋巴瘤也是这样。侵袭性淋巴瘤中位诊断年龄约为60岁;惰性淋巴瘤的中位年龄可以在65岁以上;在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例如欧美国家,一些惰性淋巴瘤中位诊断甚至可以高达75岁。越是年龄比较大的人越应该注意,发现无痛性淋巴结肿大应及早就医。哪些检查能筛出淋巴瘤?杨申淼:体检项目一般都包含血常规,终末分化淋巴细胞如果出现肿瘤化,增殖不受限制,会看到血常规结果里白细胞中的淋巴细胞增殖明显,总数会升高。如果淋巴细胞增殖严重,争夺了骨髓中的造血原料,出现正常造血困难,可以发生贫血、血小板减少。有时候淋巴瘤细胞可以释放一些细胞因子抑制造血,或者促进骨髓纤维化导致正常造血组织丢失等,也可以导致血细胞减少。另外还有脾脏肿大,或淋巴瘤细胞分泌了自身抗体,导致血细胞被破坏,也可以是血细胞减少的原因。看到这样的情况,医生往往会建议做更深入的检查,如骨髓检查,进行鉴别诊断。关于淋巴结肿大的情况,通过一般体检也容易发现,如医生会用手触摸浅表淋巴结,如果想更精准,普通的B超便能达成,做一般的CT检查也能够看到器官结构是否发生改变,哪里有增大的淋巴结。如何才能减少误诊发生?杨申淼:淋巴瘤没有特异性症状,患者可能去很多科室看病,最终到血液科才确诊。我曾遇到过历经两年都没拿到诊断的病人,确诊前一直在切各种可疑病灶,做各种穿刺,但没有成功达成诊断。尽管淋巴瘤诊断困难,耽误病情的情况却越来越少,以往从有症状到诊断,中位时间可以达半年,在全社会和充分医疗重视下,当前可以减少到三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多学科会诊(MDT)的出现,可以让病人更早获得诊断和治疗,尤其对于侵袭性淋巴瘤病人的诊疗而言,是巨大利好的一个变化。创新疗法让淋巴瘤治愈成为可能哪几个类型比较难治?杨申淼: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最常见,我以此为例,约2/3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病人能够在一线治疗里达成治愈。另外1/3的病人,生存就会受到非常大的挑战,有些病人一开始治疗就没有反应(即难治),还有些病人一开始有治疗反应,之后很快丧失(即复发),这些病人以前只能靠选择化疗作为二线挽救性治疗。随着新药的不断研发上市,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更多病人获得生存机会。不管是哪一个类型的淋巴瘤,都存在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这也是科学家努力探索的根本原因。只要有未达成的目标,有需求,医生和科学家就一直努力想办法,去稳定病情,追求疾病控制。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在等待,而现在更多是在推动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和验证。越是高危病人,越应该得到整体学术界、整个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