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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致力于80年代文学史料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论文《张承志与鲁迅和史记》曾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度优秀论文奖。
内容提要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在此强调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术研究，应该像社会学一样先从作家与地方志的关系入手，从田野踩点到逐步开掘，通过实证研究的途径，继而完整构筑起主要作家的创作世界来。文章分析了文学史田野与作家富矿的关系，富矿开掘对田野踩点提供反证视角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解矿藏分布和如何实施开掘的具体问题及相关难点。
关键词
80年代文学史料田野调查
作者注：这篇文章，是根据笔者年9月29日在香港岭南大学“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相互穿越：故事新编与理论重建”国际研讨会，和10月22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9届年会的大会主题发言撰写的。主旨强调，当代文学研究目前有“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两种形态，而当重要小说家已完成他主要历史段落后，对他们的研究就不能仅停留在文学批评，而应该开展扎实深入的历史研究。这篇文章的关键词“田野调查”，指的就是与历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引子
显而易见，当代文学后四十年成就最高的是“50后”一代小说家。他们大都是80年代登上文坛的。这给我们一个历史时段的感觉，这时段就是以80年代为中心的“作家世代”。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我是从一头一尾来切分历史时段的；对于这一代作家来说，80年代是头，年大致是尾。1如果按年到年来切分，是整整40年。在这“作家世代”的视野里，有人将作家创作高潮前后比喻为曲线的上升和下降期，说他们一生的文学创作就是一种“曲线运动”。他们将已故世的位作者的部作品，仍活着的位作者的部作品，分为不同档次；再从作者年龄和作品影响力入手，通过大量细致统计与比对得出的结论是：“‘死者’的曲线在35至40岁时就迅速到达最高点，接着开始下降，‘活人’的曲线上升较慢，在40至45岁时到达最高点，然后稳定在相当高的水平直至70至75岁。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历史性的考验所作的筛选针对壮年人的作品，尤其是老年人的作品，这些作品被淘汰，让位给年轻人的作品。平均临界年龄在40岁左右。”2根据以上观点，我把一代作家的年龄时段切分在60岁。他们假如二十几岁创作，40岁左右上升到最高点，那么60岁就会出现曲线下降。将60岁看作一个完整的“作家世代”，应该没有问题。
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比较也很有意思。鲁迅（）最佳小说《呐喊》（）、《彷徨》（）出版时，是40岁左右；茅盾（）写最佳小说《幻灭》（）、《动摇》《追求》（）、《虹》（）、《子夜》（），是30岁左右；巴金（）创作最佳小说《家》（）、《寒夜》（）则为30到40岁；老舍（）写最佳小说《骆驼祥子》（）等，也在30到40岁左右；沈从文（）写《龙朱》《虎雏》《边城》时，年龄在26到32岁之间；张爱玲（）是“成名要乘早”的实践者，她23、24岁的时候，《倾城之恋》《金锁记》就已经创造了这位女作家的“传奇”。3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最成熟小说，在29到51岁之间写成；贾平凹（）的《黑氏》（）、《废都》（）、《高老庄》（）等最成熟小说，完成于他33到46岁期间；王安忆（）写最佳小说《荒山之恋》（）、《“文革”轶事》（）、《长恨歌》（）、《我爱比尔》（）和《文工团》（）时，大概是30到40岁左右；余华（）的最成熟作品《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和《许三观卖血记》（），写于30到35岁左右。张承志（）最好的小说是《心灵史》（）；苏童（）最好的小说是《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等。现代与当代文学都涌现了像沈从文、张爱玲、余华和苏童这种早熟的小说家，可大部分作家的最佳小说，还是在30到40岁左右完成的。这种规律性现象，与上述“作家世代”创作最高最低点的曲线观点基本相符。可见作家的生命规律现象，无论在中外还是现当代，都是如此。
莫言（61岁）、贾平凹（64岁）、王安忆（62岁）、余华（56岁）、张承志（68岁）和苏童（53岁）等当代文学史一线小说家的平均年龄，已在60岁开外。其他如韩少功、史铁生、铁凝、刘震云、格非、陈忠实、阎连科、张炜、阿来等一线作家，也是这种情形。在“50后”（平均年龄60岁）这个历史时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最辉煌一代作家的历史视野中，我的初步估计是：如果把当代文学分做“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那么这后四十年里最辉煌一代的小说家，无疑将文学创作推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最高点。我观察这段当代文学史，感觉它是一片辽阔茂盛的田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文学大地。我的好奇心是，在“文学批评”极尽四十年之功所描绘的这一片辽阔茂盛的田野下面，蕴藏着多少“历史研究”所不知道的文学史矿藏呢？我最真切的感受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代作家20至60岁的创作生涯中，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段落。这个历史段落可以分上下层，上层是看得见的文学田野，下面则是还沉睡着的文学矿藏。我把作家作品形容为文学田野，而把产生作家作品的历史原因形容为文学矿藏。当“文学批评”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精彩的阐释后，我们就想知道，造成这代非凡作家之产生的历史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这牵涉到一个关于80年代文学的史料学问题。4没有史料学的积累和跟进，人们是无法真正了解自己时代的作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说的“田野调查和开掘”，实际指的就是如何建设80年代文学史料学。具体点说，建立史料学的第一步，就是从这种诚恳老实的田野调查和开掘开始的。
一田野下面的富矿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拥有这么丰沃的田野，那么这田野下的营养层和富矿究竟是什么情形呢？为使问题比较细致和集中，我所谈主要是80年代史料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征引材料不仅仅有莫言、贾平凹，还会涉及其他史料文献。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说：要想了解历史真相，就得开掘地底下的史实材料，人类今天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其实都来自田野下面考古遗址的物件之中。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重建能够确保它们相互关联的行为模式。这样，考古学材料的组合就会被赋予鲜活的生命意义”。他还说：“从存留的考古残迹中提取任何种类的历史精华，提取和分类看似冗长乏味的步骤，却与同样单调乏味的发掘和保存一样都是最为基本的。”他进一步指出：“考古学家们非常适宜地借助地质学、植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家们的帮助，复原古代社会的环境。”“现实环境”与传统的关系只有通过这些证据“才会被复原出来”。因此它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5
田野调查就像柴尔德所说地质工作者每天的踩点。他们拿着地质勘查锤，在广袤无边的田野上这敲敲，那敲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到处搜找。研究者也是用作品提供的地名、山川形胜和河流，终日在寻觅作家当年的踪迹。踩点并非都有收获，可能多是重复性劳动，但偶尔也会敲出田野地下某个微妙微弱的回声。他们会顺藤摸瓜地继续按图索骥。不光柴尔德这本《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文献学专家杜泽逊教授的《文献学概要》一书，也给了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田野调查一点启发。他说：地方志就是史、地结合，即地方史与地理结合。各种地方志门类不尽相同，“大体包括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学校、赋税、物产、乡里、人物、艺文、金石、灾异等项内容。”它们是“我们研究历史、地理、物产、风俗等极重要的资料，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还引用明宋濂《苏州地方志》的话说：“数百里内，二千载之间，其事可按书而得矣。”意思是，这个地方数百里范围内两千年来的人与事，都在地方志上记着。以“这个地方”的地方志为一个社会历史圈，一个田野调查的地理范围，他提出应该注意这地方的家谱问题。他说：“家谱的中心内容是记世系，以男子为主干，按照血缘关系，先父后子，先兄后弟，依次排列。妇女附于男子，女儿附于父亲，妻子附于丈夫。一般只记男子的名字，妇女不记名。”这是因为，“家谱应当起源于父系社会”。6对一个作家来说，家谱或说族谱是解释他为人处世和写作的起点。家族关系即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这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杜泽逊教授指出：家谱的价值首先是“人物传记资料”；第二是“诗文材料”，即创作的源泉；另外还是“研究宗族制度的史料”。对当代作家来说，他们那里的地方志和家谱，就是我们田野调查的重点对象。
有句老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就是我们做当代作家的田野调查的目的。就是说，无论他后来怎么远走他乡，与外面的社会发生多么复杂的关联，他们的创作史下面一定深藏着一部地方志。具体来说，我们对他们开展的田野调查就是：疆域、山川、名胜、学校、赋税、物产、乡里、人物、艺文、金石、灾异、历史、地理、物产、风俗等等。这些地理条件和文化气候，是怎么影响了他们人生观念、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的。而储存在作品田野下面的地方志，是通过序跋、通信、日记、收藏、藏书、访谈、自述和创作谈来显现的。举例来说，贾平凹是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本地人。他的创作与这块古称“商州”的地方史和文学地理的关系，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密切的注意。如果说，年的长篇小说《废都》是贾平凹八九十年代创作的一个分水岭的话，那么可以发现他80年代小说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商州”。估计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他早期小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长篇《商州》等都是以“商州”命名的，即使《浮躁》写的那条州河，指的也是横穿商州几县的丹江，这是一条对商州地域人民生活风俗和性情影响极大的河流。我对“商州”这个关键词发生田野调查的兴趣，是因贾平凹的两篇文章《寻找商州》和《答〈文学家〉编辑部问》而引起的。依次顺藤摸瓜，我接着读了作家的五本书《关于小说》《关于散文》《访谈》《朋友》和《贾平凹文集·散文杂著》，包括其他零零散散的材料。通过这田野下的大量史料文献，我发现，上面这些小说，以及《鸡窝洼人家》《黑氏》《小月前本》《古堡》《美穴地》《五魁》《天狗》《九叶树》等作品中的情节故事、细节、人物原型，大多来自年早春以后，贾平凹多次与朋友孙见喜、何丹萌考察商洛地区七县一百多个乡镇的游历及所见所闻。这个发现让我惊骇不已，也异常激动。我们在80年代说贾平凹是乡土作家，他受了沈从文湘西文学传统很大的影响，但基本是捕风捉影，从来没有坐实。因为大家都没有真正动过贾平凹作品田野世界下面那个沉睡的富矿。
据孙见喜说，从年春天起，他陪同贾平凹考察了商洛市的商南、丹凤、镇安、洛南、山阳、柞水和商州等一区六县，他们一路乘车登舟，一路喝酒唱歌，放浪山水之间，忘情山居乡民和水手之中。“平凹有个很顽固的习惯，即每天不写文章就睡不着觉。”“当他们先坐木排顺流而下，再徒步考察，好奇于两岸奇伟瑰丽的景色。抵达商州最南端的白浪街，看到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人民和睦相聚的种种奇异风土人情，更觉惊讶不已。之后又仔细踏看了荆紫关、月亮湾、梳洗楼、马家凸等地。一次去柞水、镇安两县，在古色古香的小镇凤镇，只见房屋飞檐翘脊，街道石板铺路，女子如花似玉，有点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镇。因雨被困在柞水县城，请友人王长志借来县志阅读。”年代中期那几年，也曾陪贾平凹游历商州几县乡镇的何丹萌回忆道：平凹嘴馋，路遇卖鲜桃小贩，便购来享用。在镇安行至老街，见一户人家死了人，一群人围着棺材唱孝歌，他和平凹便在街对面听。又在镇安山里听到两夫妇“换妻”故事，于是一路寻到两家人那里探个究竟。贾平凹在商州打柴胡针时染上乙肝，又在安康一家小旅馆被传染疥疮，这当然是旅途不幸之插曲。他说从商县到山阳县之前，贾平凹看过地区文化馆王军强先生的无笔油漆画，非常欣赏这种将五彩的油画颜料与油漆稀释调和，然后将玻璃沉进去，又拿出来，凭感觉控制调节，让色彩在玻璃上自然地流动，因而生成出妙趣天然的自然风光的作画技巧。贾平凹一边读着在商州游历中亲见的山水人物，一边读着军强先生的画，写下了十一篇没有标题的文章，合起来称作《商州又录》。8这些第一手史料，是田野调查所得的稀见文献。但因孙、何是陕西本地的批评家和作家，倘不做深入田野调查，专业研究者可能不大会
